喜欢中国名胜古迹、山川美景的人士，几乎都会对祠堂这种中国传统人文景观产生兴趣。祠堂建筑大都是坐落在风景秀丽、依山傍水的村野乡间或崇山峻岭上，其外观就像一座庭院式的住宅。祠堂前多有一座有着各种雕刻和绘画的门楼或牌坊，上悬“某氏宗祠”匾额，入内则有庭院、天井等建筑。中间宽敞明亮高大的厅堂上塑立人物雕像，两旁的廓屋和厢房陈列本族人文历史、碑刻、书文、字画等各种文物。祠堂的后殿，是陈放祖先牌位的地方，气氛显得较为神秘，与前殿的格调颇有些不同。
    风格古雅，气势宏大，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祠堂建筑，是中华民族历时数千年之久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深层内涵的一种重要表征，在独特的祠堂建筑文化形式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宗教观念、宗族制度、伦理道德，以及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审美趣味方面的许多特点和个性。
    祠堂建筑与祠堂文化的兴盛发达，与中国传统的祖先崇拜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祖先崇拜是从灵魂崇拜与图腾崇拜发展而来的一种宗教信仰形式，它产生于父权制和私有制之后，其作用是确立和巩固父系血统关系，以保证权力和财产的正常继承和分配。早在殷商时期，所有祭祀活动都在祠庙中举行。祠庙是祠堂的前身，建筑结构简单。当时根据不同的祭祀规模，又分为宗祠、祖庙、弥庙等不同类型。“宗庙”是同一氏族之人祭祖的场所，规模最为盛大；“祖庙”较前次之，“弥庙”更次之，但都是同地域族人祭祖的场所。周朝以后，中国封建统治者对于祠庙祭祖制度作出了严格的规定，天子可有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庙），侯王可有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庙），大夫可有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庙），士可有一庙，而庶民则不可有庙，只能祭于“寝”（家中的正屋堂厅）。这种严格的祭祀等级制度，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主的强大势力和集权统治。
    “祠堂”一词正式出现在汉代，当时的祠堂从其性质来看主要是墓祠，还没有发展成为家庙。到了宋代，祠堂形式开始出现于当时的一些士大夫阶层之中。南宋理学家朱熹在其所著的《家祀》一书中云：“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也就是说，一个家庭在建造房屋时，必须要先建祠堂。
    明代中期以后，我国的祠堂建筑得到了迅猛发展，明嘉靖“许民间皆得联宗立庙，于是各强望之族，纷纷建祠立庙，宗祠遍布天下。尤其是在那些宗族制度较为发达的地区，更是祠堂林立，牌楼高耸，呈现了一派充满浓重宗族文化色彩的景象。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十分强调祠堂族长的族权，于是祠堂也就成了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与具体象征，宋程朱理学强调“孝为百行之首”，因此祠堂更是被视为高于一切，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二程理学还规定：“或有水盗，则先救祠堂，迁神主遗书，次及祭品，后及家财”。后又提出了“置祭田”的主张，以此作为维持祠堂、宗族活动的经济基础。
    在古代，一些大姓望族由于族群庞大，族属纷多，因此在总祠之下又会发展出分祠堂或者支祠堂的形式，有些家族迁居外地久而兴旺发达，便会以第一个迁出者为一世祖，自行纂修谱牒，自建支祠堂。
    中国祠堂的主要形式与建构多为工艺精巧，规模宏大，体现了鲜明独特的古代传统建筑文化特点。结构多为三进三间，大致是前有门楼，中有大厅，后有正殿，两边可建寮房，置遗书、衣物、祭品，人文历史、碑刻、书文、字画等多种先祖文物。后殿前设香炉，中厅可置有功德的先祖雕像。
    祠堂中的祭祖活动，形式极其复杂，根据不同的祭祀时间和程序，又可分为常祭、专祭、大祭等类型。常祭在每月朔日初一、望日十五的早晨举行；专祭在子孙遇有婚娶、生子、升迁等喜事时进行；而大祭则是在元旦、春分、清明、端午、中秋、重阳、除夕等节令中进行。其中春秋两次大祭最为隆重。
    祠堂在封建社会也是家族中的长者，向族中成员灌输家族意识，执行家教家法的场所，也成为教育本族之裔成为遵纪守法好公民的场所。
    个人祠庙，除了带有浓厚的封建家族血缘色彩的祠堂以外，还有神祠和先贤祠，所谓神祠，是指以某个神仙形象为祭祀对象的祠庙形式；所谓先贤祠，则是以某个有功德的先贤人物为祭祀对象的祠庙形式，如“关公祠、岳飞庙、诸葛武侯祠、包拯祠”等。
    中国祠堂建筑的形成发展，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民众心理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对大量的中国祠堂建筑和祠堂文化的了解，我们不但可以得到美感上的享受，而且还可以从中更进一步地认识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以及我程氏文化的丰富内涵。
    今日之潜山，历史上曾为古皖国、皖城、舒州等所在地，正因为历史文化底蕴丰厚，各族先祖都在这块沃土上建造了家祠。城乡原共有祠堂八十余座，其中县城建有祠堂七十余座，建国初尚存有三十七座，“文革”间全部被毁，农村建十三座，现存四座。